这场危机是外部制裁与内部治理失当长期累积的结果。美国持续加码的单边制裁成为压垮伊朗经济的关键因素。作为石油出口大国，伊朗的石油贸易和国际结算通道被切断，核心财源受到严重打击。2025年6月与以色列的短暂冲突不仅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，还破坏了关键基础设施。美国借机再度追加制裁，使本已脆弱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化，形成了“制裁加剧动荡，动荡引来更多制裁”的恶性循环。
在内部层面，伊朗经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，过度依赖石油产业，该产业对GDP贡献率达16%，但制造业和农业发展滞后，大量生活物资和工业原料依赖进口。货币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大幅上升，推高国内物价，形成“贬值—通胀—再贬值”的致命循环。此外，政府长期靠央行印钱弥补财政缺口，导致货币超发严重，2020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同比涨幅达31.3%，为今日的货币崩盘埋下了隐患。
民生急剧恶化成为抗议爆发的直接导火索。12月29日，德黑兰大巴扎的商贩因汇率暴跌导致经营无以为继，率先关闭店铺走上街头抗议。随后抗议浪潮迅速蔓延至南部凯什姆岛、西部哈梅丹等多个城市。最初的诉求集中在稳定汇率和控制物价，但随着局势升级，民众的不满逐渐转向深层的政治诉求。德黑兰哈杰·纳西尔大学的学生高举“自由与平等”的标语，抗议对个人自由的压制，部分抗议者甚至喊出激进口号，呼吁流亡海外的王储回归，反对现政权支持境外武装的政策。
面对愈演愈烈的局势，伊朗政府紧急启动危机应对措施。12月30日，总统佩泽什基安宣布接受央行行长穆罕默德·法尔津的辞呈，任命前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赛尔·赫马提“临危受命”。赫马提曾在2018年成功稳定过濒临崩溃的汇率，被视为“救火队长”，但他8个月前刚因货币贬值问题被罢免财长职务，此次“二进宫”反而引发了更多质疑。政府同时推出暂停税务申报、停征行会增值税等为期一年的纾困措施，并委托内政部长与抗议者对话，但这些举措未能平息民愤。
目前，伊朗各地的抗议现场已出现大量警察和安全部队，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，与抗议者爆发激烈冲突。暴力镇压反而让民众的反抗情绪更加高涨。伊朗官方将局势归咎于“敌方心理战”和“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煽动”，而国际社会更关注其能否找到破局之路。世界银行预测，伊朗2025年经济将萎缩1.7%，2026年进一步缩减2.8%。对伊朗而言，若想走出危机，既需要推动伊核协议重启以解除外部制裁，也需要重构经济结构、改善内部治理，但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、国内矛盾激化的背景下，这条破局之路充满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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