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族作为传统的江南文化名门，拥有深厚而丰富的文化传承，家族门风以“忠直”、“孝义”、“尊礼”为核心价值观，同时家学则侧重于经义、文史、书画及杂艺的传承。顾氏家族自汉代以来便秉承着儒家的精神理念，随着魏晋玄学以及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的不断融合，顾氏文化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。到了唐代，道家和道教的思想在家族文化中愈发显著，表现出一定的演变轨迹。从内部因素看，这种变化与家族的崇宗意识、多样化的教育体系以及成员间的相互影响密切相关；而外部因素则包括时代变迁、文化风尚、家族迁移和生活环境的变化等诸多方面。江南的文化世家因此呈现出悠久且丰富的历史底蕴。
追溯至三国时期的东吴，江南吴地的顾、陆、朱、张四大家族以及会稽越地的虞、魏、孔、贺几大世家，均是当时知名的显赫家族，且在文化上形成了世代相承的传承关系。学术文化与豪门世家的紧密结合，成为社会文化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。此外，这些家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儒家、佛教及道教思想的接受程度，也深刻影响了江南家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。顾氏家族作为江南传统文化世家，自东汉时代以来便深受儒家文化熏陶。《世说新语·赏誉》有言：“吴四姓，旧目云：‘张文、朱武、陆忠、顾厚。’”其中“顾厚”的称誉体现了当时吴地人对顾氏的普遍认可，“厚”字含义多指敦厚、忠厚，强调该家族注重德行、礼仪及孝道。
展开剩余71%作为汉末至东晋时期江东地区儒学大族的代表，顾氏家族成员大多具备深厚的儒学修养，展现出儒雅厚道的性格特征。根据正史记载，顾氏家族自东汉时期即以精通儒学著称。章帝时期，顾奉作为儒生，曾游学于豫章，师从豫章大儒程曾，后者著述颇丰，撰写过《五经》通难及《孟子章句》等经典著作。顾奉从程曾处受益匪浅。和帝永元初年，张霸任会稽太守，顾奉受其任用，官至颍川太守，这也是顾氏先人在正史中的最早记载。顾奉作为顾氏通经致仕的开山鼻祖，能够远赴豫章求学，说明其家庭经济实力雄厚。其后，顾氏家族声望逐渐显赫，充分证明了家族以通晓经义、精于文章而崭露头角的传统。
对此可作佐证的是，唐代海盐顾况曾为顾氏先人顾综撰写碑文，称其以精通儒家礼法著称，甚至使汉明帝“袭三代之礼，乞言受诲”。尽管非正式史料，但足以反映顾氏家族在东汉时期已然儒学化。《吴郡志》卷十七“桥梁·百口桥”条中载：“故传东汉之顾训，五世同居，家聚百口，衣食均等，尊卑有序，因其所居以名之……俗传子孙多不能辨架上之衣。”这一记载不仅证实了顾氏作为人口众多的大家族，还彰显其尊崇儒学礼仪的家风。三国时期，江东声望卓著的世家大族顾雍，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深得孙权信任，担任孙权朝丞相达十九年之久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顾雍传》记载：“雍为人不饮酒，寡言语，举动时当。权尝叹曰：‘顾君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’”尽管孙权及其君臣常酗酒，但因顾雍严守礼仪，孙权亦不敢放肆，足见其严正和守礼赢得了君王的敬重甚至畏惧。
顾雍不仅自身严守礼法，也在家族内部以身作则，教导子孙。顾雍族人顾悌以孝悌廉正著称乡里，其不仅待妻子礼貌周全，曾在妻病重时，命人扶起自己加冠加帽，起身迎接妻子，体现了其坚守贞洁的品行。顾悌对父亲更是至孝，每每收到父书，必先清扫整齐衣物，设桌拜读，并一字一句默诵回应。父亲去世后，顾悌五日不进食，饮水亦拒，展现出典型的儒学世族风范，与中原儒学大族无异。
在这种深厚门风熏陶下，顾氏子弟多崇尚礼仪、厚重德行，品行端正。顾氏家风的“崇礼”和“厚德”不仅体现在家族内部，更体现于执政期间对百姓的教化、人才的培养及举荐。顾雍在治理期间尤为重视扶持寒士与后进，史书中载其选拔文武将吏皆依才能任用，心无私情。顾雍之子顾邵与舅陆绩齐名，担任豫章太守时，亲自祭祀先贤徐孺子墓，优待后代，并严禁淫祀不礼之事。对有才小吏即予以推举培养，擢升至右职，积极通过举善教化以弘扬风俗。这种以“忠直”、“孝义”、“崇礼”、“厚德”为核心的儒家精神文化，构成了顾氏家学的主要内容，且顾氏研习儒家经典，追求“通经致仕”的理想。
顾氏家族内部对子弟的学业传授，核心在于儒家礼学，重点学习《礼》《传》，兼修《诗》《书》，旨在保持家族仁德和睦。为官则推崇儒家教化，以汉代儒教典范为标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东晋时期许多士人均与名僧往来，如谢安、王羲之、王导、许询等，佛学在江左地区广泛传播，佛理与玄学的交融在清谈中表现突出，玄言诗即是当时谈论玄理与佛理的一种文体表现。然而，顾氏家族对这股潮流持反对态度。族弟顾众曾公开反对佛教，当时执政的何充崇信佛教，顾众多次议论其糜费，并在一次随何充途经佛寺时拒绝下车，尽显其抵制佛教的立场。顾氏对佛教的拒斥与其深厚的儒学传统息息相关。家学从玄儒融合转向拒绝佛学思想的渗透，实质上是基于积极的人世儒学精神和家族使命感的驱动，是为了促进与北方士族、侨人交流以及实现“致仕”的政治策略。
这一转变也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顾氏家族势力大不如前，动荡的时代和复杂的政治局势使得原本恭谨仁信、忠厚耿介、沉稳中庸的家学传统难以坚持，家族内部愈加倾向于向北方士族学习，或作政治妥协。顾荣虽不愿在乱世中为官，仍被迫任郎中，历任尚书郎、太子中舍人、廷尉正等职，难免身处权力漩涡。其借酒浇愁，常对友人张翰言：“唯有酒能忘忧，惟恐生病。”然而，一旦家族文化精神形成，即使家族势力衰落，也不会彻底消失，而是在不断传承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家族后代的言行举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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