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，有三位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：张爱玲、丁玲和关露。
在今天的网络世界中，张爱玲与丁玲的名字远比关露为人所知，但实际上，关露的才华和影响力丝毫不逊色于她们两位。
虽然很多人可能没细读过张爱玲的《第一炉香》或丁玲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但几乎人人都会哼唱那句“春天里来百花香”，或是不自觉地跟着唱“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郎”。
这两句耳熟能详的歌词，正是关露于1937年为电影《十字街头》创作的主题曲《春天里》的歌词，唱响了大街小巷。
与张爱玲和丁玲相比，关露输的并非才情，而是她命运的悲剧。她悲剧人生的根源，除了“才女”的光环外，还有两个沉重的身份——特工与间谍。
鲁迅并非真姓“鲁”，同样，关露也非本姓“关”。她的原名叫胡寿楣，1907年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。幸好她母亲学识渊博，从小便言传身教，悉心培养她的读书习惯。尽管父亲早逝，关露在母亲的指导和自学努力下，顺利完成了中学学业。
展开剩余89%命运无常，人生多变。关露15岁那年，母亲不幸病逝。她的二姨心疼她的孤苦无依，便将她接到自己家中视若己出，悉心抚养。
二姨待关露极好，但思想迥异。二姨偏向传统观念，关露成年后，便催促她嫁人成家，希望她过上安稳的主妇生活。关露却不愿虚度青春，渴望凭借才华成为独立自主的女性。
在这点上，关露和她的二姨如同当代许多无法被家人理解的年轻女性一样，经过多次争执和沟通，结果还是谁也没能说服谁。
二姨无奈，安排了一场相亲，对象是一个年轻有为的银行经理。她以为只要关露对男人产生好感，便会顺从她的期望。
然而关露出乎意料地，毅然决然离开二姨家，独自踏上了求学之路。
1928年，21岁的关露考入南京中央大学，开始深入接触现代诗歌等新文学形式，展露出卓越的天赋。在学习与写作的过程中，她不仅提升了创作能力，也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进步人士。
1931年，关露大学毕业后，在进步人士刘道衡的引荐下进入上海法学院继续深造。在此期间，受同住的妹妹胡绣枫和妹夫李剑华的影响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地下党员。
事业上，关露也不断取得佳绩。她的诗集《太平洋上的歌声》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。如今大家耳熟能详的高尔基诗作《海燕》，也是她翻译引进的。
1937年，电影《十字街头》的主题曲《春天里》红遍大江南北，歌词作者关露的名字也逐渐被大众熟知。
正值关露声名鹊起之时，日军侵华步步紧逼。面对国家生死存亡，关露满怀抗日热忱，激情写下“宁为祖国战斗死，不做民族未亡人！”的诗句，因而被誉为“民族之妻”。
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位声名显赫的才女在1939年前后突然消失了一段时间。重新露面时，她竟然成了汪伪政权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家的常客。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关露的悲剧人生从1939年开始。
那年11月，她的长篇小说《新旧时代》接近完成时，忽然收到组织一封紧急密电，要求她立即前往香港，拜会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。关露毫不犹豫，立刻动身前往香港。
抵达香港后，廖承志带来一位男子拜访关露。那男子与她握手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潘汉年……”
这一刻，关露人生的悲剧齿轮开始转动。潘汉年和关露到底谈了什么内容，现已无法考证。但他的任务明确无疑——命令关露返回上海，策反恶名昭著的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。
当时李士群虽然没有军队，却用恐吓与暗杀手段控制上海许多抗日人士，被视为令人闻风丧胆的“魔王”。
潘汉年选择柔弱的才女关露去策反李士群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。
李士群的经历极为复杂。他不仅受过高等教育，还曾在苏联留学。
他和妻子叶吉卿都曾加入过共产党，李士群还曾参与我党地下武装“打狗队”的活动。
1933年，李士群被反动派逮捕，遭军统折磨凌辱两年多，最终被迫变节投降，却也因此对军统积怨甚深。
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，李士群迅速抛弃军统，投靠日伪。
1938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后，李士群很快成为汪伪政权特务组织“76号”的头目，疯狂清剿军统，仅1939年便杀害40余名军统人员，恶名远扬。
延安情报部门分析认为，尽管李士群罪大恶极，但依旧有争取的可能。
1933年李士群被捕时，他的妻子叶吉卿曾受关露妹妹胡绣枫悉心照顾，两人交情深厚。
延安原计划让胡绣枫负责策反李士群，但当时她身处重庆，任务繁重，无法脱身，于是推荐了姐姐关露替代。
潘汉年如何说服毫无特工经验的关露承担如此危险的任务，已无从知晓。
据部分材料记载，潘汉年曾告诫她：“这任务太危险了，一旦接受，生命危险极大，个人声誉也会荡然无存。如果你拒绝，我们也理解。”
然而，关露毫不犹豫，毅然接受了任务。
分别前，潘汉年叮嘱她：“以后若有人骂你是汉奸，别辩解，否则更危险。”
关露平静回答：“我不辩解。”
几天后，她离开香港回到上海，很快便与李士群妻子叶吉卿建立了联系。叶吉卿对她十分照顾，经常带她参加各种公开场合。
关露成为“汉奸”的传闻迅速传播开来。
因秘密任务未被公开，大家误解她背叛，曾经的同事和朋友纷纷疏远她，甚至有人当面辱骂，左联也将她排除在外。即使孤立无援，关露始终铭记潘汉年的嘱托，坚决不为自己辩解。
她的付出并非徒劳。成功接近李士群后，她发现情报部门的判断是准确的：李士群虽手染鲜血，却对前途忧虑重重。
尽管在汪伪政权中权势显赫，他对日本能否获胜毫无把握。
李士群在政权内的劲敌周佛海通过各种手段与军统联系，使他更加心神不宁。
时机成熟，关露以妹妹有朋友找李士群“做生意”为由试探他。
李士群曾入党，知道关露妹妹胡绣枫的身份，关露提及“朋友做生意”，他马上明白其暗示。
在关露安排下，潘汉年与李士群秘密会面。
李士群辩称自己投靠日伪是为“联汪反蒋”，愿意改为“联共抗日”，只要组织给他机会。
潘汉年起初保持戒心，但李士群向新四军提供了多项日军作战计划，展现出一定诚意。
1943年，在李士群的胁迫下，潘汉年未经上级批准，与汪精卫秘密会面。这场会面成为他日后被整肃的重要“罪证”，连带关露等情报人员遭牵连，蒙冤入狱多年。
1943年夏，李士群在汪伪政权内部权力斗争中失势，被日本人下毒致死。
关露没有撤离上海，继续潜伏从事情报工作。
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，我党通过秘密情报获悉，国民党已将关露列入“锄奸队”的必杀名单，紧急将她转移到苏北解放区。
此时，关露在敌占区已生活五年余。她天真地以为回到解放区后，名誉会得以恢复，生活重回正轨。但现实却一次次给她沉重打击。
首先，她发现所有署名“关露”的作品无处发表，名誉依然受损。
有人劝她更换笔名，但关露坚持自认为无错，换名只会显得心虚，坚决拒绝。
不久，解放区开展整风运动，她因上海经历成为重点审查对象。
在敌占区忍受误解多年，盼望抗战胜利，但胜利后仍遭误会，关露精神压力巨大。
这时，与她相恋多年的恋人因她在上海的复杂经历，寄来“绝交信”。
接连不断的重创让关露精神几近崩溃，一度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。
虽然潘汉年等人递交材料证明她身份，部分误会得以澄清，恋人却无意回头，只留下句：“忘了我吧！”
这仅是关露悲剧命运的开始。
1955年，潘汉年被错误逮捕，曾与他相关的秘密情报人员许多受牵连，关露也被判入狱两年。
政治运动中，61岁的关露再次被提审，情况更为严峻，被判刑8年。
服刑期满后获释，名誉依旧未复原，依旧被视为“汉奸”遭人唾弃。
生活极为凄凉，她隐居在十几平方米的狭小房间，昔日整洁的她，屋内杂乱不堪，甚至充满异味。
1980年5月，73岁的关露突然倒地，送医诊断为脑血栓。虽抢救过来，却留下双手无法提笔写字的残疾。
此后，她艰难度过两年，直到1982年3月，中央组织部发布《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》，为她恢复名誉，多年冤屈终得洗清。
九个月后，在亲人帮助下，她完成了回忆录的撰写，随后选择服下安眠药，平静地离开了人世。
整理关露遗物时，人们在她身边发现了那位曾经恋人的照片，背面写着她亲笔写下的两句诗：“一场幽梦同谁近，千古情人我独痴。”
自与恋人分离后，关露一生未婚。陪伴她走过生命最后时光的，只有陋室中的一个塑料娃娃。
据说关露骨灰安放八宝山时，她的那位旧爱也曾到场。不知当时他的心情如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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